建国后，中央不成文规定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，禁止他坐飞机。毛主席多次找空军，要求给他派飞机，刘亚楼总说“空军没有好飞机，飞行员技术水平低”，婉言回绝。
1956年6月4日中午，北京西郊机场塔台里闷得发紧。
按预定时间，从武汉起飞的专机此刻该在跑道尽头露头，窗外却只有压下来的一片雷雨云。
雷电在云层里翻滚，耳机里尽是杂音。塔台值班员蔡演威一遍遍呼叫，没有回声。刘亚楼盯着窗外，只丢下一句：“一定要联络上。”屋里人听着，都明白这架飞机上坐着谁。
5月30日，毛主席乘8205号里2，从广州飞长沙；31日，从长沙飞武汉，一行人在东湖边连等4天。
6月4日上午，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打来电话，说北京天气好转，可以北飞。
中午12点多，两架里2先后从武汉南湖机场起飞，毛主席坐第二架，工作人员坐第三架，原本只差十几分钟。
飞到河北上空，天气突然变脸，一大片雷雨云从西北压下来。
专机飞临衡水上空，石家庄一带电闪雷鸣，机长胡萍只好改航，往东绕到沧州，再折回来向北，航程被拖长了三十多分钟。
西郊机场跑道边迎候的中央首长，本来还能闲聊几句，时间越拖越长，心里越发打鼓。
好在那架姗姗来迟的里2，总算从云缝里钻出来，在跑道上稳稳落地。
飞机刚停住，舱门还没完全推开，刘亚楼已经从塔台一路小跑冲到机下，顾不上气都没喘匀，冲着舱门里说，差点吓掉了脑袋。毛主席站在舱门口，伸手同他一握，笑着调侃，说不是总讲空军没有好驾驶员吗，这回倒是被自己人揭穿了。
几句半真半玩的闲话，塔台里那股绷得死紧的劲儿，总算散了些。
这趟返京的惊险，在两个月前就有了开头。
4月的一个深夜，中南海和空军司令部之间的专线电话忽然响起，是毛主席亲自打来的，说“五一以后南下广州考察，想坐飞机去”。
语气不高，态度很坚决。
建国以后，中央有个不对外宣扬的规矩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，不让他坐飞机。
空军组建时间不长，飞机型号不少，底子都不算厚，摔机事故时有发生。
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真要在空中出点事，谁都担不起。照这规矩，毛主席每次离京，都得坐专列南来北往。毛主席多次提过想坐飞机出去看看，刘亚楼每回都把“飞机条件一般、飞行员经验差一截”挂在嘴边。
这一次听到毛主席亲自开口，他先在电话里把安全情况、部队底子解释了一通，放下听筒就连夜去找周恩来、刘少奇汇报，请他们一起“劝驾”。
几天后，毛主席秘书叶子龙打来电话，说主席发了脾气，这趟飞机是下了决心要坐的。
政治局上下立刻绷紧了弦，周恩来叮嘱得很细：机型要选最保险的，机组要用最稳妥的一班人，飞行前后所有程序都要咬死。
那时空军手里能用的运输机主要两种。
伊尔14每小时比里2快120公里，可装备部队才半年，飞行员对它还不够熟。
里2速度慢一些，却已经飞了五六年，性能稳定，毛病大多被摸清。给毛主席坐，怎么选心里都有谱：宁肯慢，不许险。机型定成里2之后，刘亚楼开始挑人，把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定为机长，副驾驶、领航员、通讯员、机械员、服务员一一过筛，连飞行记录、身体状况都翻了个遍。
5月3日一早，北京西郊机场。
刘亚楼和空军政委吴法宪站在跑道边，对着列队的机组说，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，这是空军的光荣。
机组心里都清楚分量，8点左右，几辆汽车开进机场，毛主席下车，抬头看了一眼那架苏制里2。刘亚楼向他报告，这架飞机机号8205，已经飞行5年多，性能可靠。
毛主席和机组一一握手，登上舷梯，身边跟着几位负责同志。
稍早一点，另一架飞机已经起飞，陈伯达、汪东兴、叶子龙、侯波等人先行南下。
专机在空中飞了4个多小时，中午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。
毛主席走到舷梯口，说了一句，飞机好，飞得快，国家总得有自己的飞机才行。地方领导在机场迎接，简单吃了午饭，毛主席休息一会儿，飞机加满油，下午2点再度起飞，飞了3个多小时，落在广州。接机场面很朴素，机场上只有几位广东方面的负责人。
毛主席下机，同机组一一握手，道一声辛苦。
第二天，他请机组吃饭，点了烤乳猪等广东菜，让这班人痛痛快快吃了一顿。
毛主席对空军的挂念，并不是这一年突然生出来的。
1945年8月，他第一次坐上飞机，飞往重庆参加谈判。当时国民党空军频频轰炸大陆城市，炸桥、炸厂，也炸民房，很多人一听见天上轰鸣就躲。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他就反复强调，要建设一支属于自己的人民空军。
朝鲜战场上，人民空军同世界头号空中强国硬碰硬，一批年轻飞行员在炮火中成长。毛主席既自豪，又心疼这支队伍，更想坐一坐自己空军的飞机。
1956年这趟南巡，把多年的念想落到了实地。
5月29日，刘亚楼接到通知，说毛主席一行准备回京，他立刻命令空军副司令何廷一带3架飞机飞往广州。30日、31日两段返程，6月4日午后那一场雷雨云里的虚惊，把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，又踏实放了下来。
专机安全落在西郊机场后，雷声还在远处闷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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