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，在其私密日记里写下罕见动气的言论，称马歇尔为“祸华之元凶，乱我之巨寇”，这等恨之入骨的评价，指向的就是那位1945年底受杜鲁门派遣，不远万里来中国做“和平调停人”的美国五星上将。这位本是为化解内战危机而来的马歇尔，最终却成了蒋介石此生最痛恨的外国人之一。
五星上将来华
看起来马歇尔来中国是为了调停，但是这绝非简单的“和事佬”角色，而是承载着美国在二战后全球战略的深层考量。
杜鲁门给马歇尔下达的核心指令是调停南京和延安的矛盾，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，同时推动国共军队的整编与国家化，实现中国政局的稳定。
就当时的美国来说，他们既不想中国内战扩大引发苏美直接对抗，也想在华培植一个亲美的、统一的盟友，以此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。
此时马歇尔作为美军功勋卓著的五星上将，凭借其二战中的威望与手腕，被美方视为调停的最佳人选。所以，马歇尔的到来，原本就带着非常明确的政治与战略使命。
和事佬不好干
1945年12月马歇尔抵达重庆后，立刻约谈蒋介石与延安的代表，他凭借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筹码做为后盾，推动双方坐到谈判桌前，最终促成1946年1月会议的召开，达成了政府改组、军事整编、国民大会组织等五项协议。
看起来这份协议是和平的曙光，甚至于马歇尔甚至亲自监督签署过程。但是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正执行，不过是将其当作缓兵之计，暗地里却在调兵遣将，抢占华北、东北的战略要地，为全面内战做准备。
蒋的小动作不停，马歇尔却在又一次主导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，在全国各冲突地区设立调处小组，试图制止双方的局部摩擦。
然而马歇尔的调停手段也始终是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一边以暂停军事援助为要挟，要求国民党放弃专政，让出部分政府席位。另一边他也希望延安退出部分解放区，放下部分武装，寻求双方的折中之道。
可这样的做法，本来就难以让双方满意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摇摆不定，他们一边给蒋介石输送飞机、大炮等军事援助，另一边又在马歇尔的要求下多次暂停援华计划，试图逼迫蒋遵守政协协议。
当断不断反受其乱，高层的反复无常，让原本脆弱的调停摇摇欲坠。
老蒋的愤怒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蒋介石对马歇尔的不满也不是一两天形成的，想当初在抗日战争期间，蒋介石就对美国人史迪威心有怨恨。后来虽然魏德曼脾气好了很多，但是对于蒋介石来说，美国人始终是不好相处的，这次这个马歇尔不外如是。
首先，马歇尔的步步紧逼，直接触碰了蒋介石的独裁核心利益。马歇尔的调停却让老蒋的军事计划屡屡受阻，迟迟不能发动全面战争。
所以马歇尔让刚愎自用、唯我独尊的蒋介石觉得颜面尽失，更认为自己的战略部署被彻底打乱，心中的怨气自然与日俱增。
马歇尔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“暂停援华”为手段，让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捉襟见肘。
彼时的国民党军队，装备、补给大多依赖美国援助，然而马歇尔一句暂停援助，便让前线的蒋军陷入被动。
蒋介石始终认为，马歇尔此举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全然不顾自己阳奉阴违、暗中破坏和平的事实。
在蒋看来，美国本应是自己的坚定盟友，马歇尔却胳膊肘往外拐，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。
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是，马歇尔从始至终都对他的性格与行事风格持批评态度。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秘密报告里，直言蒋介石“独断专行，目光短浅，只知维护一己之私，不懂国家大义，实为中国和平之最大障碍”。
当这般评价传到蒋的耳朵里，让自视甚高、一向听惯了阿谀奉承的他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。
彼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，曾在日记里记录过蒋的抱怨，称蒋多次在他面前大骂马歇尔“昏聩无能，误我大事”，甚至放话“宁与苏俄为敌，不与马歇尔为伍”，这般狠话，足见蒋的怨恨之深。
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，马歇尔的调停彻底宣告破产，而他离开中国前发表的声明，更是将蒋介石的怨恨情绪推到了顶峰。
马歇尔在声明中称，双方均对内战负有责任，但重点批评了国民党的顽固不化与一意孤行，认为其拒绝落实政协协议，是和平破裂的重要原因。
这一声明在国际上迅速传播，让国民党陷入了舆论被动，蒋介石认为，马歇尔这是在为自己的调停失败找借口，更是在国际上败坏国民党的名声，将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。
于是老蒋对马歇尔的怨愤之情再也抑制不住，以至于后来去到台湾之后，他会对马歇尔做出如此愤恨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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